[3]徐祥民教授则认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
第二波法律全球化运动，大致发生在20世纪初叶到1968年之间所谓的短二十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以法国社会连带主义、美国新政、社会主义、法团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潮为代表，构成社会法范式全球运动，它依托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意义上的社会反向自我保护，构成全球范围内对自由主义法律观的社会化反题，同时也构成20世纪反殖民法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而言，人权和人民主权之间并非相互战争的状态，民主不实现，法律就没有自主性可言，反之亦然。
可以预见，中国在可能的第四波宪法运动中，必然将会扮演极为关键的历史角色，而且，这也更加考验，中国在世界性宪法危机和自身宪法发展这双重叠加的政治挑战中的历史智慧。[58]有关民主与法治的双重辩证关系，可参见余盛峰：政治宪法学的得失，《清华法治论衡》2013年总第17辑，第242～256页。第一波制宪权运动，其担纲者是此前处于核心精英决策层（教士—贵族）之外的什么也不是的第三等级。波斯纳—阿克曼、哈耶克—施米特的历史争论，将持续作为一种宪法辩论的基本模式而延续下去。Rune Slagstad,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Its Critics: Carl Schmitt and Max Weber,103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1988）， pp.108～109。
不同新自由主义派别的内在精神联系，其主要标志则是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成立。相比于传统的议会立法政治，近二十年来建立的司法治理，它的功能存在正反两面。执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无法仅靠自身存在，而必须借助党和人民的原生关系来理解。
因而，对于大多数宣誓者来说，他们身上除了国家工作人员，还有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下简称党员）这两个身份在起着作用，它们分别承担着民族生活的伦理意义和社会主义道德普遍性的承诺。从陈端洪提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宪法的第一根本法，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承认这个党—人民构成的政制结构也反映在宪法秩序里。第一段总括了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承担着宪法实施的职责。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描述：执政党发现宪法序言中的实施规范需要落实——执政党发动特定的政治过程做出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启法律过程审议通过——宪法宣誓制度确立。
一方面，并不存在超越于历史和具体生活的人民，人民与宪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质上是社会民情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进而言之，宣誓者的三重身份和宣誓词的三个层级并不仅仅是一种仪式符号，它们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内在情感，亦即宣誓的过程就是宣誓者从法定职责、民族情感到政党伦理的认同转换和信仰提升的过程。
从人民主权的政治结构与宪法结构来说，能够承载这一功能的只有执政党本身。在此视野下，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过程就展现出某种复杂性：尽管宪法序言最后一段有关宪法实施的表述更多地是一种法律性规范，它强调了宪法必须具有权威和尊严这一普遍性的法治主义，但是，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实现上述规范的具体方式却首先源自一个政治过程的推动——执政党所召开的十八界四中全会。也就是说，它不是向宣誓者施加责任的法律机制，而是示范某种特定情感的社会仪式。抛开宪法监督，显然可以看出，宪法宣誓和国家宪法日之所以与宪法教育处于同等位置，在根本上是源于第一段对宪法实施之职责的总体性理解：宪法实施不是某个个人或机构的特定任务，而是所有国民及其组织、团体的分内之事。
事实上，这三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谁是宪法宣誓的聆听者？它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宪法宣誓在当下中国政制中的特殊意涵，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如何把握宣誓词所包含的实质精神，以及承担这一精神的政治担纲者的人格形象。宪法即是结构化的人民，因而，宪法宣誓既是向结构化的人民宣誓，也是通过那个已结构化的人民而向人民本身宣誓。但记录仅仅是外在视角的描述，对于历史之中秉持内在视角的人民自身而言，记录便是自我规范，是对自身为何以及应当为何的反思和界定。谁是宪法宣誓的聆听者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对此，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担心，即仪式是否会流于表面、沦为空洞的形式主义。更具体地说，一方面，就意义转换机制而言，抚按宪法的手心指向的是宣誓者的内心，这与宪法宣誓本质上的社会动员性一脉相承，它们都试图直接诉诸人的主观意识。
向宪法宣誓，意味着宪法被赋予仿佛神圣的位置，就像人们对天发誓中的那个天一样以拟人化的方式充当了宣誓的见证者，宪法以其本身的可见性和客观性成为了宣誓的聆听者。但自由的概念仍需进一步论述，除了个人意思自治、民告官的权利和社会领域的独立之外，是否还指向共和意义上的政治自由。
二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主要属于伦理意义层面。在学理上，陈端洪从根本法的角度对宪法精神做出了诠释。（2）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与此相比，左手抚按宪法则带来了更多的内容，它不仅包含着宪法的在场，而且更通过手心和宪法的触碰指向了那个不在场的聆听者。不过，这种对法律移植的路径依赖虽然揭示了建立宣誓制度的诱因之一，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制度在中国特定的政法实践、宪法结构中会产生怎样的政治效果和价值导向。（三）宪法宣誓与执政党的政治伦理 在宣誓结构中，还需解释宣誓者是谁。
因而，本文所关注的是，在价值应然的意义上，这样的宣誓仪式试图塑造、烘托的精神气氛是什么，它所要求于宣誓人的内在情感是什么，这种要求能否在宣誓者身上实现。既然当初是立法者引领人民立下宪法，那么现在也只有立法者能够借由宪法将其重新召唤。
只是仍需分辨的是，如果说普法运动在组织形态上采取了从执政党中央、政府高层到街道办事处的层层动员这一形式，进而扩展为由机关、学校而厂矿之如此面面俱到的总体性网罗，宪法宣誓则是一种以仪式为中心的对宪法本身的静态展示，并经由展示来实现对整体国民的吸引和邀请。同时，在这三者的转换中，执政党的政党伦理是最为根本的一环。
而在宪法意义上，他认为人民已经因宪法的定在几乎消解了自身，党因其在主权的政治结构中的位置而成为了人民常在意志的代表。但这只是最浅显的层面。
在聆听者层面，则更为凸显宣誓者的党员身份和党性认同。在此，至少有三点可以申说。作为其制度结果，八个月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所修改者既包括誓词内在结构，也包括具体的词语表达。
在此背景下，就必须考虑现行八二宪法和四次修正案对宪法精神走向的重新界定，即一方面对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进行了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以回归五四宪法的方式接续了中国百年来的共和历程。其一，对比宪法序言中实施规范的法律性、执政党发动的政治过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法律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宪法宣誓的制度外衣是法律性的，而其本质则是社会过程。
如果宣誓者的身份是其他民主党派，政治认同的内在转换就是誓词对他们的某种潜在要求。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但就单个人的党员身份而言，也仅仅是指向这一功能，而还不能真正承载这一功能。他认为，我国宪法的精神体现为具有先后次序和等级的五个根本法，它们分别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道路、民主集中制原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本权利及其保障。
如上所述，既然聆听者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因宪法定在而消解了自身的人民，是宪法宣誓试图将之召唤而来的人民，而宣誓者就是发出呼告的召唤者，那么，要让宣誓发挥真正的召唤功能，就需要宣誓者拥有与人民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因为它不仅是前两者的最终落脚点，而且如上文所述，它直接呼应着对聆听者——人民——的政治承诺。不过，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执政态度，更是一种人格要求，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一种基于历史真理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由此，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正式确立。
对宪法宣誓的理解必须以理解这一过程为前提。有学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规范主义，或宪法上的生命—结构主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誓词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表述并非直接源于宪法，而是来自于党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无论是理解人民与宪法的辩证结构，还是理解宪法内部多种精神的冲突，都必须以理解社会民情为根本。
在学理上，无论是将宪法实施界定为宪法在国家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落实，使宪法规范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还是理解为宪法文本如何转变为现实的一套理论、制度和机制，都意味着在整体上把宪法内容当作一种规范性存在，而与此相应，所需实施者即是将其规范性效力变成制度层面或社会学层面的实效。对此，公众和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和研究。